四大一线城市人口流动格局分化:京沪放缓 广深提速

近年来广深常住人口增长提速,与京沪控制人口是否有关?对此,多位受访专家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二者存在一定关系,但关系多大值得商榷。始于2017年的人口之争中,新一线城市战果颇丰。与此同时,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座传统一线城市悄悄迎来人口流动格局的新变动。12月14日,《北京人口蓝皮书·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2019)》发布。蓝皮书指出,2015年以来,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规模不断下降,连续三年负增长,常住人口规模也呈现“两连降”。与北京情况类似,上海常住人口虽在2018年略有回升,但近年亦呈下降趋势,2015年、2017年常住人口分别减少10.4万、1.4万。实际上,这与京沪实行严格的控制人口政策息息相关。近年来,北京、上海严控建设用地建设规模,同时疏解超大城市非核心功能以疏解人口。北京设立通州城市副中心,河北设立雄安新区,承接非首都功能转移。上海则提出,要强化与长三角城市群、长江流域协同发展。不过,广州、深圳却呈现出人口激增的态势,近五年以来常住人口规模均保持在15万以上的增幅。以2017年为例,这一年北京、上海常住人口分别减少2.2万人和1.4万人,广州、深圳分别增长45.5万人和62万人。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上述趋势在2014年已经开始显现。2014年至2015年间,广州、深圳的常住人口年增量先是小幅超过上海,而后迅速拉高短期内再次超过北京。自此,连续多年的京沪常住人口年增量大幅高于广深的趋势终止,四大一线城市内部的人口流动格局趋于分化。京沪人口流向广深?近年来广深常住人口增长提速,与京沪控制人口是否有关?对此,多位受访专家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二者存在一定关系,但关系多大值得商榷。在民生银行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应习文看来,二者关系如何,要先具体考察离开京沪的到底是哪些人。他认为这一群体可划为三类:原本可以留京沪但新政出台后难以在京沪落户的年轻人,因产业转移和功能疏解流出的产业工人,提供一般技能的服务业人员。三类人群离开京沪后的走向并不完全一致。“第一类流出人口更容易落户,前往广深发展的可能性较大。但第二类往往流向产业疏解地,即京沪周边。第三类则可能流向京沪周边、回老家或前往广深。”应习文表示,从这个意义上讲,京沪流出的人口,在广深的流入人口中占比应该不大。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李健赞同上述观点。他从产业变迁角度观察分析认为,近年来广深人口激增的根本原因是珠三角自身的产业转型。“我在深圳调研时发现,有许多人实际上是从中西部城市来到深圳就业的,如成都、武汉等地。”李健认为,正是因为转型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就业机会,广深才呈现出人口大量涌入的态势。另外,李健也曾见证过上海产业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外溢。2012年,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园区产出密度,上海市松江区曾推出了“三个50”的标准,即投资强度不低于50万美元/亩、土地价格不低于50万元/亩、亩均税收产出不低于50万元/亩。“当时有许多达不到标准的企业迁往了无锡和常州。产业走,人也跟着走了。”除了广深承接部分人口外,京沪所在的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地区也在大力承接外溢人口。应习文指出,这种外溢效应亦是中国下一阶段城镇化带来的必然趋势。京沪承载力接近极限后,原来的虹吸效应就会变为外溢效应,从而由单极的超大城市过渡到城市群模式。京东集团副总裁沈建光也认为,不必过于担忧京沪的逆城市化现象。这不意味着中国城镇化红利的消失,相反,在观察到一线城市人口流出的同时,中国城市都市圈已经形成。这说明中国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培育现代化都市圈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推动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极。城市人口天花板有弹性翻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本地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可以发现,四大一线城市均明确了到2020年的人口控制目标。北京提出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上海提出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广州提出控制在1550万人以内,深圳则提出预期目标为1480万人。上述城市人口“红线”是如何得出的?李健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城市人口容量主要依据水土资源、能源供应等资源综合承载力计算得出。这同样符合“木桶效应”,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每座城市的人口极限一定程度上亦取决于自身的制约因素。以上海为例,水资源短缺限制了其人口承载力。虽然上海濒临长江与东海,水系十分发达,但限于环境污染和地面沉降等原因,是全国36个典型的水质型缺水城市之一,全市可利用的淡水仅占地表水资源的20%,人均水资源量分别是全国和世界人均值的40%、10%。基于现有技术水平,自然资源条件在短期内无法克服,但城市规划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仍可进一步扩大人口容量。位于日本东京闹市区内的六本木新城,正是在有限条件下通过合理规划释放城市容量的案例。这是一座集办公、住宅、商业设施等为一身的建筑综合体,建筑间与屋顶上大面积的园林景观,在拥挤的东京都成为重要的绿化空间,已成为旧城改造、城市综合体的代表项目。“六本木新城的人口密度非常之高,但依旧做到了保证生活质量,实现人地协调。”李健告诉记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人口极限实际上是一个弹性概念。一座城市在理论上能容纳多少人,在学术界亦有争论。因此,虽然面积在四大一线城市中垫底,深圳未来的人口潜力仍为多位受访专家看好。李健指出,所谓的行政区划是可以通过制度创新突破的,比如深圳在与汕尾共建深汕特别合作区。至于生活配套方面存在的师生比低等问题,深圳也正在努力改善。“深圳作为一个年轻的城市,在产业发展上非常成功。未来,深圳也会越来越成熟。就像东京过去提出的‘成熟社会’概念,一个成熟社会不可能仅是一个生产空间,未来公共服务和生活配套都要跟上。”李健说。

T+-
导读:2014年开始,连续多年的京沪常住人口年增量大幅高于广深的趋势终止,四大一线城市内部的人口流动格局趋于分化。始于2017年的人口之争中,新一线城市战果颇丰。与此同时,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座传统一线城市悄悄迎来人口流动格局的新变动。12月14日,《北京人口蓝皮书·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2019)》发布。蓝皮书指出,2015年以来,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规模不断下降,连续三年负增长,常住人口规模也呈现“两连降”。与北京情况类似,上海常住人口虽在2018年略有回升,但近年亦呈下降趋势,2015年、2017年常住人口分别减少10.4万、1.4万。实际上,这与京沪实行严格的控制人口政策息息相关。近年来,北京、上海严控建设用地建设规模,同时疏解超大城市非核心功能以疏解人口。北京设立通州城市副中心,河北设立雄安新区,承接非首都功能转移。上海则提出,要强化与长三角城市群、长江流域协同发展。不过,广州、深圳却呈现出人口激增的态势,近五年以来常住人口规模均保持在15万以上的增幅。以2017年为例,这一年北京、上海常住人口分别减少2.2万人和1.4万人,广州、深圳分别增长45.5万人和62万人。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上述趋势在2014年已经开始显现。2014年至2015年间,广州、深圳的常住人口年增量先是小幅超过上海,而后迅速拉高短期内再次超过北京。自此,连续多年的京沪常住人口年增量大幅高于广深的趋势终止,四大一线城市内部的人口流动格局趋于分化。京沪人口流向广深?近年来广深常住人口增长提速,与京沪控制人口是否有关?对此,多位受访专家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二者存在一定关系,但关系多大值得商榷。在民生银行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应习文看来,二者关系如何,要先具体考察离开京沪的到底是哪些人。他认为这一群体可划为三类:原本可以留京沪但新政出台后难以在京沪落户的年轻人,因产业转移和功能疏解流出的产业工人,提供一般技能的服务业人员。三类人群离开京沪后的走向并不完全一致。“第一类流出人口更容易落户,前往广深发展的可能性较大。但第二类往往流向产业疏解地,即京沪周边。第三类则可能流向京沪周边、回老家或前往广深。”应习文表示,从这个意义上讲,京沪流出的人口,在广深的流入人口中占比应该不大。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李健赞同上述观点。他从产业变迁角度观察分析认为,近年来广深人口激增的根本原因是珠三角自身的产业转型。“我在深圳调研时发现,有许多人实际上是从中西部城市来到深圳就业的,如成都、武汉等地。”李健认为,正是因为转型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就业机会,广深才呈现出人口大量涌入的态势。另外,李健也曾见证过上海产业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外溢。2012年,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园区产出密度,上海市松江区曾推出了
“三个50”的标准,即投资强度不低于50万美元/亩、土地价格不低于50万元/亩、亩均税收产出不低于50万元/亩。“当时有许多达不到标准的企业迁往了无锡和常州。产业走,人也跟着走了。”除了广深承接部分人口外,京沪所在的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地区也在大力承接外溢人口。应习文指出,这种外溢效应亦是中国下一阶段城镇化带来的必然趋势。京沪承载力接近极限后,原来的虹吸效应就会变为外溢效应,从而由单极的超大城市过渡到城市群模式。京东集团副总裁沈建光也认为,不必过于担忧京沪的逆城市化现象。这不意味着中国城镇化红利的消失,相反,在观察到一线城市人口流出的同时,中国城市都市圈已经形成。这说明中国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培育现代化都市圈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推动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极。城市人口天花板有弹性翻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本地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可以发现,四大一线城市均明确了到2020年的人口控制目标。北京提出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上海提出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广州提出控制在1550万人以内,深圳则提出预期目标为1480万人。上述城市人口“红线”是如何得出的?李健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城市人口容量主要依据水土资源、能源供应等资源综合承载力计算得出。这同样符合“木桶效应”,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每座城市的人口极限一定程度上亦取决于自身的制约因素。以上海为例,水资源短缺限制了其人口承载力。虽然上海濒临长江与东海,水系十分发达,但限于环境污染和地面沉降等原因,是全国36个典型的水质型缺水城市之一,全市可利用的淡水仅占地表水资源的20%,人均水资源量分别是全国和世界人均值的40%、10%。基于现有技术水平,自然资源条件在短期内无法克服,但城市规划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仍可进一步扩大人口容量。位于日本东京闹市区内的六本木新城,正是在有限条件下通过合理规划释放城市容量的案例。这是一座集办公、住宅、商业设施等为一身的建筑综合体,建筑间与屋顶上大面积的园林景观,在拥挤的东京都成为重要的绿化空间,已成为旧城改造、城市综合体的代表项目。“六本木新城的人口密度非常之高,但依旧做到了保证生活质量,实现人地协调。”
李健告诉记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人口极限实际上是一个弹性概念。一座城市在理论上能容纳多少人,在学术界亦有争论。因此,虽然面积在四大一线城市中垫底,深圳未来的人口潜力仍为多位受访专家看好。李健指出,所谓的行政区划是可以通过制度创新突破的,比如深圳在与汕尾共建深汕特别合作区。至于生活配套方面存在的师生比低等问题,深圳也正在努力改善。“深圳作为一个年轻的城市,在产业发展上非常成功。未来,深圳也会越来越成熟。就像东京过去提出的‘成熟社会’概念,一个成熟社会不可能仅是一个生产空间,未来公共服务和生活配套都要跟上。”李健说。

新闻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始于2017年的人口之争中,新一线城市战果颇丰。与此同时,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座传统一线城市悄悄迎来人口流动格局的新变动。

12月14日,《北京人口蓝皮书·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发布。蓝皮书指出,2015年以来,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规模不断下降,连续三年负增长,常住人口规模也呈现“两连降”。

与北京情况类似,上海常住人口虽在2018年略有回升,但近年亦呈下降趋势,2015年、2017年常住人口分别减少10.4万、1.4万。

实际上,这与京沪实行严格的控制人口政策息息相关。近年来,北京、上海严控建设用地建设规模,同时疏解超大城市非核心功能以疏解人口。北京设立通州城市副中心,河北设立雄安新区,承接非首都功能转移。上海则提出,要强化与长三角城市群、长江流域协同发展。

不过,广州、深圳却呈现出人口激增的态势,近五年以来常住人口规模均保持在15万以上的增幅。以2017年为例,这一年北京、上海常住人口分别减少2.2万人和1.4万人,广州、深圳分别增长45.5万人和62万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上述趋势在2014年已经开始显现。2014年至2015年间,广州、深圳的常住人口年增量先是小幅超过上海,而后迅速拉高短期内再次超过北京。自此,连续多年的京沪常住人口年增量大幅高于广深的趋势终止,四大一线城市内部的人口流动格局趋于分化。

京沪人口流向广深?

近年来广深常住人口增长提速,与京沪控制人口是否有关?对此,多位受访专家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二者存在一定关系,但关系多大值得商榷。

在民生银行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应习文看来,二者关系如何,要先具体考察离开京沪的到底是哪些人。他认为这一群体可划为三类:原本可以留京沪但新政出台后难以在京沪落户的年轻人,因产业转移和功能疏解流出的产业工人,提供一般技能的服务业人员。

三类人群离开京沪后的走向并不完全一致。“第一类流出人口更容易落户,前往广深发展的可能性较大。但第二类往往流向产业疏解地,即京沪周边。第三类则可能流向京沪周边、回老家或前往广深。”应习文表示,从这个意义上讲,京沪流出的人口,在广深的流入人口中占比应该不大。

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李健赞同上述观点。他从产业变迁角度观察分析认为,近年来广深人口激增的根本原因是珠三角自身的产业转型。

“我在深圳调研时发现,有许多人实际上是从中西部城市来到深圳就业的,如成都、武汉等地。”李健认为,正是因为转型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就业机会,广深才呈现出人口大量涌入的态势。

另外,李健也曾见证过上海产业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外溢。2012年,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园区产出密度,上海市松江区曾推出了
“三个50”的标准,即投资强度不低于50 万美元/亩、土地价格不低于50
万元/亩、亩均税收产出不低于50万元/亩。“当时有许多达不到标准的企业迁往了无锡和常州。产业走,人也跟着走了。”

除了广深承接部分人口外,京沪所在的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地区也在大力承接外溢人口。应习文指出,这种外溢效应亦是中国下一阶段城镇化带来的必然趋势。京沪承载力接近极限后,原来的虹吸效应就会变为外溢效应,从而由单极的超大城市过渡到城市群模式。

京东集团副总裁沈建光也认为,不必过于担忧京沪的逆城市化现象。这不意味着中国城镇化红利的消失,相反,在观察到一线城市人口流出的同时,中国城市都市圈已经形成。这说明中国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培育现代化都市圈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推动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极。

城市人口天花板有弹性

翻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本地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可以发现,四大一线城市均明确了到2020年的人口控制目标。北京提出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上海提出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广州提出控制在1550万人以内,深圳则提出预期目标为1480万人。

上述城市人口“红线”是如何得出的?李健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城市人口容量主要依据水土资源、能源供应等资源综合承载力计算得出。这同样符合“木桶效应”,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每座城市的人口极限一定程度上亦取决于自身的制约因素。

以上海为例,水资源短缺限制了其人口承载力。虽然上海濒临长江与东海,水系十分发达,但限于环境污染和地面沉降等原因,是全国36个典型的水质型缺水城市之一,全市可利用的淡水仅占地表水资源的20%,人均水资源量分别是全国和世界人均值的40%、10%。

基于现有技术水平,自然资源条件在短期内无法克服,但城市规划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仍可进一步扩大人口容量。

位于日本东京闹市区内的六本木新城,正是在有限条件下通过合理规划释放城市容量的案例。这是一座集办公、住宅、商业设施等为一身的建筑综合体,建筑间与屋顶上大面积的园林景观,在拥挤的东京都成为重要的绿化空间,已成为旧城改造、城市综合体的代表项目。

“六本木新城的人口密度非常之高,但依旧做到了保证生活质量,实现人地协调。”
李健告诉记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人口极限实际上是一个弹性概念。一座城市在理论上能容纳多少人,在学术界亦有争论。

因此,虽然面积在四大一线城市中垫底,深圳未来的人口潜力仍为多位受访专家看好。李健指出,所谓的行政区划是可以通过制度创新突破的,比如深圳在与汕尾共建深汕特别合作区。

至于生活配套方面存在的师生比低等问题,深圳也正在努力改善。

“深圳作为一个年轻的城市,在产业发展上非常成功。未来,深圳也会越来越成熟。就像东京过去提出的‘成熟社会’概念,一个成熟社会不可能仅是一个生产空间,未来公共服务和生活配套都要跟上。”李健说。

21世纪经济报道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