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租房实录:房东很穷,房客很阔

记者/驳静摄影/蔡小川宋佳益和贺婧夫妇在北京东四一带找到了合心意的租住房,而且宋佳益的画室就在附近(蔡小川
摄)住到二环里贺婧和老公宋佳益搬家搬得十分匆忙。二人原先住在海淀魏公村父母的房子里,今年5月份临时出了点状况,得搬出来。满打满算,从找房子到搬家,也就只有半个月时间。他们从没在北京租过房子,于是手忙脚乱地开始找中介。他们的想法是,以自己的经济实力,20年内要在二环内买房是无望了,而且几年后还要住回海淀,不如趁这个机会,在北京城里住几年,过过胡同儿的瘾。所以他们划定了几个重点区域,都是胡同儿集中的地带。看了几处房子,他们很快就发现,城里的房子最新也就到2000年。就胡同儿而言,有名的交道口一带的楼,外面看上去是挺不错,可进屋一看就觉得不行,布局很奇怪,不通透,挑高也低。后来他们总结,北京90年代商品房刚刚兴起,在设计户型时,通透性和采光这两个重点往往被忽略。他们就想不如找更老一点的楼,比如80年代的红砖楼,反而户型方正。即便多数都是筒子楼没有客厅的设计,但南北通透,不是落地窗,但胜在窗户能占大半面墙,而且由于层高足够,光线也非常充足。最后在东四一带找到一幢五层楼房。二人一进屋就相中了。东四一带大都是平房,这栋楼是少数几个还带着院子的红砖楼,而且他们惊喜地发现,这间50平方米左右的二居室,两个房间分别都带了一个复古的格子窗,窗框刷成了清新的蓝色,这个细节对刷着白墙毫无特色的简单装修而言,有点打动人。看了三十来个房子,终于找到一个合心意的。他们赶紧跟房东沟通,对方报价8000元,而且态度很强硬,不讲价,坚持一年一涨,贺婧说她真是很沮丧,又直觉房东还会回来找他们,“因为我们是第一个对他房子感兴趣的人,所以他心态高高的,后来房东果然答应跟我们见一下”,最后价格谈到7500元,正好在他们的预算内。宋佳益是个画家,租的画室就在附近。贺婧原先是一本艺术杂志的主编,新近换了工作,不需要坐班。这个新家虽然是租的,不过50平方米,比他们自己原来的房子要小一些,但两个人都很满意。他们受不了居住环境的单一性,喜欢热闹,把城市当作社区的一部分,别看他俩都不开车,但一往二环走,其实好多地儿骑自行车就能到,活动半径反而大了。他们两个在法国留过学,东四这一带,法国人还特别多。搬去第一天晚上,去六条的云南馆子吃饭,碰到宋佳益当年在巴黎美院的同学,有七八年没见了,就在餐馆门口生生偶遇了。胡同儿里的社区东四一带的社区生态,跟一般居民小区不太一样。比如他们所在这栋楼,底层住着一位什么都知道的大爷。刚搬去那几天,他们骑车出门,大爷就在他们身边儿转,唠叨,仔细一听,他说的是“钱都买房了,就没钱买车”。贺婧听了就回一句嘴,“房不是买的,车,就更没有了”。大爷得着这信息,觉得算是套到了话。再过几天,他们出门骑个小黄车,大爷在一旁又来一句,“呵,连自己的车都不骑了”。贺婧听了直想笑,又觉得这不是被监视了么?大爷还串着打听。比如宋佳益父母过来,他会问贺婧那是谁,等下回父母再来,大爷会反过来问关于贺婧的事儿。可等小两口收拾完屋子,大爷又借了工具给他们往墙上钉钉子,这种邻里关系似乎也没什么坏处。有一天晚上11点了,两个法国朋友要回国,临走前去看贺婧夫妇。房子还没收拾好,贺婧拉着他二人在楼下站着聊。大爷又出来转一圈,见到她们站着聊,虽说着“party都开我门口来了”,却主动借了桌子和凳子给她,几个人还在那儿喝了点儿。贺婧是青岛人,父母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大学教授,典型的中产阶层家庭长大的孩子。一开始住到胡同儿里,她不知道该怎么接大爷这种亲亲近近的家常话。宋佳益就好一点,虽然一开始觉得大爷戏有点多,可还是亲切。他是北京人,从小在社会主义大院长大。那种封闭社区里,住户跟看门看车的人关系都特别好,因为大家好几代人都住在这里,大家互相之间其实没有等级感,而是在内部家庭化了。反而现代社区里,保安就是保安,因为流动性大,很难真正建立什么感情,反而无形中有种等级感。不过宋佳益说,他现在再回大院,也会有一种陌生感了:年轻人搬走了,房子空下来,就出租给外面人,人群混杂起来,社区内部家庭化的特征逐渐被时代消解了。室内玄关一角(蔡小川
摄)在巴黎18平方米住了5年贺婧跟宋佳益当年是清华美院的同学,一个是字体书籍系,一个是绘画系。毕业后,宋佳益先去法国南特学语言,过了几个月,之前他在国内给路易威登基金会送评的一幅画拿了大奖,奖励是可以选一所美术院校进修三个月以及奖学金若干。贺婧在清华美院读完两年研究生,也就跟去法国了。他们在蓬皮杜艺术中心附近的玛黑区(Le
Marais)找到了一间18平方米的Studio(画室),这是法国年轻人典型的租住空间,一般就是二三十平方米的独立公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法国的大学没有围起来的“校园”之说,学校多数只是相对集中地散布在城市里,因此“某个大学的宿舍”也往往不存在。市政府会建大学城,能够为一部分学生提供住处,但总是因为相对便宜而竞争激烈,所以一般城市都会有房产公司专门开发出为学生准备的公寓。贺婧二人找的这个地儿,倒是属于私人业主,不过后来他们得知,房东是位上海老太太,在巴黎有90个大小完全一样的Studio。两个人住18平方米显然是有点挤,所以一开始两人是抱着周转租房的心态,没想到一住竟然就是四五年。因为巴黎玛黑区基本上就是前卫艺术家以及同性恋聚集地,“住在玛黑有那种持续的丰富的视觉刺激,非常多元,永远不会觉得无聊。家里虽然小,但整个街区就是生活的部分,我们最常干的事儿就是出去遛,而且玛黑是遛不完的。半夜回家,街上都是些穿奇装异服的人,但你反而觉得安全”。而那栋楼里也是什么住客都有。贺婧有一天晚上因为楼上派对声音太吵去敲过邻居的门,开门一看,里面一帮人构成很有特点,都是“年轻男子和年长女人”,贺婧一看,只好拒绝了对方的邀请。到了2010年,巴黎美院的中国学生人数大概达到了近20年的高峰值,包括宋佳益在内,一共有8个。大家经常在一起聊天,或者一起去看展览,然后在一起讨论。后来这种聚会越来越正式,他们干脆上警察局注册了一个协会,十几号人,以协会的名义每两周举办一次沙龙。说是沙龙,通常也很少会上谁家里去,因为谁家也没那么大,所以一般他们就聚在巴黎美院的画室里,认真定个主题,进行挺激烈的辩论。有一次,协会有个成员刚办了自己的摄影展,大家就把他的作品作为那次沙龙的讨论主题。摄影主题是“日常”,墙上挂了三四百幅照片,但成员们对“日常的正当性”提出了质疑,而且每个人都说得特别直截了当,没有国内讨论艺术时那种委婉和遮掩。当时有一位国内高校的教授来旁听,沙龙结束后,他第一反应是“如果你们在国内按这种力度批评,就太得罪人了”。现在贺婧回头再来看他们当年的沙龙,觉得挺好,“正好继承了法国精神。大家达成一个共识,不针对人,也不针对你的所有作品,而只是对你展出的大家看到的作品进行审美批评,所以大家都特别理性。而且在那种学习的氛围中,这种讨论也的确会让创作者反思”。后来贺婧和宋佳益离开玛黑,搬去了巴黎十四区。他们的居住气氛为之一变,变得清静、干净,在那里生活的一年多,几乎为他们回国奠定了一个情感基础。贺婧和宋佳益都是“丁丁迷”,收藏了不少手办(蔡小川
摄)搬回国823公斤“我们这回找房子的时候,也不想住特别大的,18平方米都住过那么多年,我们是不怕小的,怕的是不热闹。”实际上他们居住的家中,本身也显得很热闹,没有白墙,摆满了书,几乎复刻了夫妇二人从巴黎开始的生活气质。他们的朋友后来去到他们新搬的东四的家,笑他们说,这是剪切粘贴了一个家。因为无论是布局还是大小,几乎都跟他们原来在海淀的家一模一样。最大的特点是书多、画册多,实际上东四这套50平方米公寓的铺陈能力有限,更多的画册都被收了起来。他们家里的固定气质也是靠这些书、画以及大大小小的物件构建起来的。贺婧爱买书,宋佳益又画画,屋子里有在法国五六年两人积攒下来的书和画册,以及宋佳益画的画。往国内搬书,他们有一个朋友采用的是原始办法:去邮局寄5公斤一箱的包裹,一个13.5欧元,每年寄回十几箱。贺婧他们有一年也试了,发现寄十箱回国,书架也就能空出两层。如果没有保险,丢了就丢了。而且这是海运,解决不了之后油画的运输问题。后来他们找了一家快递公司,往国内寄打包好的第一批东西,有整整823公斤,这几乎是该公司接过的个人运输的最高纪录。运气好的地方在于,快递公司的白先生正好是他们在玛黑租的房子的上一个住户。贺婧在“战法”(论坛)上找到手机号打过去的时候,发现自己手机里原来存过他的号码。这位白先生派上了用场,因为他最后带着贺婧夫妇去了机场仓库。“我就亲眼看着他们打包封箱。其中327公斤是画儿,事先已经卷在卷轴上,卷轴里头塞上PVC管,这样不至于因为卷轴中空压坏,又用纸箱子自制了三角箱子,这算是多加一层保护,再亲眼看着他们运输公司往箱子外缠黑色胶带,这才算稍微安心点。”
这段细节听下来就是一份鲜活的“私人运画攻略”。这些画如今都存在宋佳益也在东四的画室内,离他们现在住的地方骑车也就三五分钟。宋佳益回国后租画室、选地方时,也更倾向于这里人文环境的丰富性,而不是像黑桥、望京一带,大厂房式的画室虽然大,但周围是荒郊野地的枯燥。“可能是去了法国以后,就对这种生活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都喜欢多元化的人文环境,生活多样化,会给我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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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起来,从北漂开始,住过北京六环边上的的西北海淀、东南通州、东北顺义,接下来要搬到二环胡同里了。先租好房子再找工作。(想想就开心,终于从公车倒地铁的城乡结合部迈进了出门300米就是地铁口的交通便利处)。其实还算好了,至少不是蜗居的状态。除了在通州租的是单间公寓外,在海淀和顺义都是租的农村房东的房子,比较宽敞。我打心眼喜欢北京人。为什么呢,因为在海淀和顺义租房时跟房东阿姨大爷都相处的非常愉快,老北京房东大爷阿姨都是好人,心胸开朗,热情爽快,不时的给我点自己蒸的包子啦地里结的黄瓜啦之类的。(吃人嘴短一直念念)

原标题: 民国租房实录:房东很穷,房客很阔

       
前两天傍晚跟大爷聊天,我那个苦闷啊,自己闷闷不乐地说到底哪里才是努力的光啊,大爷笑了,问我:“你多大了,(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他,低头不语)你们女孩子呀,该找人嫁了就嫁了,要不大了该不好找了。”谁说不是呢,情窦开的晚,早先多少人追来着,从中学、高中、大学(好像没有)、工作后,我掰着指头也有5678个了,可是我都是非常不好意思,感觉不是被吓坏了,就是怕耽误了人家。内心里的那个自强、执拗、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模糊的梦想在放弃与坚持中挣扎的我,生生地把时间搞成都去哪儿了。哎,我就是一个傻姑娘,年纪轻轻不就是应该两情相悦地谈场恋爱么;你没钱人家又没嫌弃你没钱,也没嫌弃你家没钱;等你想开始谈恋爱了,人家早当上奶爸了呢。我自己在心里默默地后悔着回想着。

本文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20期

     
大爷接着说:“哎,我这俩闺女(两个姑娘都嫁在邻村,经常回来看二老,是非常和和美美幸幸福福的大家庭),二的我挺满意,大闺女说实话我挺心疼的。”

说是在清末民初,北京一个大户人家的丫鬟被主人赶了出来,没地方住,在一条很偏僻的小胡同里找了一处小院子,租了一所厢房。

     
我说:“咋了,我屋里桌上的玻璃板下好多您家过去的照片,您大闺女多漂亮啊。”我想起屋里书桌玻璃板下的他们家的好多照片,年轻时大闺女和大女婿的合影,是非常郎才女貌的一对。

房东是个生意人,发过几笔小财,后来坐吃山空,都给吃没了。房东的老婆从前是个妓女,后来从了良,没有什么固定收入,家里经济紧张的时候,她会隔山岔五去茶馆里卖唱,挣点儿补贴回来。

     
大爷脸色一亮:“那是,老大年轻时漂亮,个也高,比老二高哈。她那对象俩人是同学,自己处的。老大那时在储蓄银行工作,行,他那对象一说,跟我走吧,我养你。好了,回家结婚了,城里的工作也不干了。结果回来了俩人种地养猪了。”

在那时候的北京城里,这一对房东夫妇过的日子还算中平,绝对算不上富裕,但是也算不上贫穷,毕竟他们名下还有房产,而且那所房产还是独门独户的三合院,这要搁到今天,能让所有在鸽子笼式商品房里生活的亿万业主羡慕死。

     
 我说:“这挺好的呀,我看您两个闺女都挺有钱的,都开着豪车。而且您大外孙真的超帅(刚搬进来的第二天是他们的家庭聚会日,他们的两个女婿帮我装了网线,从窗外一眼望去,有一张年轻白皙帅气的面孔,跟她妈妈眉眼有相似,后来我跟阿姨打听了,是大外孙,年芳20,在体校上学),两个儿子,多有福气啊。那您不乐意,当时没有反对吗?”

可是很奇怪,这对房东夫妇居然很羡慕他们的房客,也就是那个租住他们家厢房的丫鬟。房东为什么会羡慕房客呢?因为房客比房东有钱——那个大户人家的丫鬟藏了很多私房钱,无论衣着打扮还是日常用度,都比房东夫妇强得多。

      “没反对,人家俩人好是俩人的事,我们管不来。”

那时候农村破产,大批农民进城务工,市场上的闲散劳动力多得惊人,雇保姆、雇车夫、雇门卫、雇听差、雇老妈子,都便宜得很,超过半数的北京市民雇有仆人,哪怕一件羊皮袄都买不起,日常起居照样有人侍候,一个个活得都跟大爷一样。那对房东夫妇也不例外,他们雇了一个老妈子给他们做饭洗衣裳兼打扫卫生,乍看起来,好像也是一小康之家。

      老爷子接着说了:“那天老大回来你见着了吗?都抽上烟了。”

可是你知道租他们家房子的那个丫鬟雇几个仆人吗?两个!一个听差,一个保姆,听差负责上街买东西,保姆负责在家侍候她。单从奴仆数量上看,她这个房客的生活水平也在房东夫妇之上。

      “额,我没看见呢,为什么抽烟呢,”我疑惑地问道。

事实上,她这个房客非常阔气,也非常大方,每当看到房东的老婆置买不起好衣服的时候,她就会塞给人家几块大洋或者一沓钞票,就像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房东夫妇过意不去,把正房让给她住,自己夫妻搬到东屋,还让自家的老妈子尊称她“小姐”,搞得她这个房客更像是那所院子的主人,而真正的房东倒像是她的房客了。

      “这两天她那个养猪场老母猪生小猪,她得给接生呢。”

房客比房东还阔气,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民国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鲁迅在北京西城砖塔胡同61号租过房,当时他在教育部当官,月薪已经涨到三百块大洋,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北京市民的收入水平,是他房东月收入的好几倍。所以他虽然是房客,却雇着女佣,出门人家叫他“先生”,回家有人喊他“老爷”,而他的房东却没人侍候,更没有机会当老爷。

      “那您女婿呢?”

在砖塔胡同61号院,鲁迅租了三间正房和两间东屋,正房归他和他的母亲以及原配夫人朱安居住,一间东屋归他的女佣人住,还有一间东屋成了他的厨房。而房东一家老小却屈居于西厢房,那里采光不好,昏暗潮湿。假如不明内情的现代人嗖地一下穿越到那个时代,准会把鲁迅的房东当成鲁迅,而把鲁迅当成房东,因为现在的房东是不太可能住得比房客还要差的。

      “他搁外面还大一堆事儿呢,他不得忙外面?”

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小时候也在北京租过房,她的父母没有房产,可是她们家的收入和开销在整个社区首屈一指。她有很多零花钱,她有钱买糖人儿,有钱买玩具,有钱蹲在门槛上品尝冰镇酸梅汤,有钱把唱话匣子的买卖人领回家,让人家单独为自己播放梅兰芳的《宇宙锋》,引得房东家的小伙伴咬着手指头站在门口表示羡慕嫉妒恨。那些小伙伴也要听话匣子,回去跟爸妈要钱,被爸妈一个巴掌扇出大门:咱家多少钱?人家多少钱?跟人家比花钱?呸!

      “为什么不请人呢?”

大陆女作家冰心在北京租房的时间最长,从1913年她爸爸谢葆璋带着一家老小进京定居开始,光在东城铁狮子胡同剪子巷就租了16年。谢葆璋租的是两进四合院,一进院子让家人住,另一进院子让保姆和厨师住。

     
 “请人不得花钱啊,都是她自己来。我这老大闺女,在家时,我是啥活都不用她干,纤纤玉手啊,到人家家里,整天忙得啊,都是自己干。我是心疼啊,你说在家里是千金大小姐,到人家家里成老妈子了。你说老了也没有养老金,两个儿子,俩人可不得好好干呐。”

房东姓齐,是汉军旗人,大清国完蛋了,铁杆庄稼倒了,守着祖上留下的两进大院子,靠房租度日。为了多收些房租,房东把最大最宽敞的房子让给房客,自己带着家小在角落里蜗居。

      “养猪挺赚钱的吧,看您闺女都开着豪车。”

那时候冰心的爸爸是海军部的司长,后来又升任海军部副部长。堂堂副部长携家带口当房客,搁到今天会成为天大的新闻。可是在民国不会成为新闻,第一,民国时代很多高官都在租房;第二,在民国租房不是什么丢人事儿,很多房客比房东更阔气,更有地位,更受社会尊重。

     
“反正这两年凑合吧,家里好几年前就盖上两层小楼了。当年这小子跟我说,爸,四十岁,四十岁,我保证让你女儿住上二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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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跟老丈人保证呢,那人家不是做到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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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是做到了。还提前了好几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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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好啊。老大倒是挺知足,那天回来我问她你后没后悔当年辞了工作。人家说,他对我挺好的,我挺知足,很幸福,叫我别操心”

      “哎呀,那多好啊。”我激动得手都要攥起来了。

      “那您二女婿您挺满意的?我接着笑眯眯地问。

      “恩,二女婿没意见。”

      “那他们当时是怎么谈的呢?”

     
“也是自己处的,老二在厂里当会计,老二女婿给领导开车,然后俩人好了。”

     
“多好啊,哎呀,就该趁着年轻谈恋爱,那恋爱才叫恋爱呀,人家一儿一女,多好啊!”

     
“恩,小外孙女(幼儿园小朋友,大眼睛乖乖可爱小萌妹一枚),那家伙,计划生育罚了8万。”

      “啊?这么贵,哎,那时还没有放开二胎……”

     
“那人家也乐意,“大爷说完笑眯眯地瞅了一眼前院的阿姨,接着说道:“呐,你阿姨手里那幅十字绣就是给最小的这个绣的,四个外孙每人一个,到时俺们老了,都给他们,房子也是他们的”

     
“多好啊。“我无比比羡慕地说道,接着脑海中仿佛演电视剧般地有了这一家人二十多年来,一幕幕的画面。

     
 我爱你,你也爱我,然后我们结婚,生儿育女,孝敬父母,努力把日子过好,最后一起相伴慢慢变老。我喜欢这样波澜不惊的爱情故事

—刚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很感动,一直想写下来,终于写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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